越下越大的暴雨，造成的影响及其引发的内涝、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愈加明显，不断向政府和公众提出新的应对命题。气候变化背景下，暴雨趋势走向如何？技术不断进步，为何暴雨预报不能做到“百发百中”？

影响暴雨发生发展的因素繁多且复杂，风云变幻的过程和影响很难被精确量化。从事暴雨研究多年的武汉暴雨研究所暴雨数值预报研究室主任周志敏，将暴雨数值预报模式过程比作解一个巨大的方程组。

在位于湖北咸宁的中国气象局长江中游暴雨监测野外科学试验基地，风廓线雷达、激光雨滴谱仪、云高仪等设备实时捕捉不同高度大气状态风的物理参量、雨滴形状、云底高度等。约300公里外的大洪山试验基地，更是分别在海拔211米、515米、985米、1050米布设多种气象观测设备，试图为暴雨的形成演变描绘清晰画像。

有着近20年预报业务经验的武汉中心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钟敏认为，突发性、局地性、极端性暴雨仍是预报瓶颈。“数值预报模式还有优化空间，实时观测资料不充足也限制了短临预报提前量的提升。”钟敏说。

“沿海和梅雨锋暴雨的雨滴形状其实不同，沿海小雨滴多，梅雨锋雨滴直径要大一些，但在模式里看不出这些差异。”周志敏说，这些细节也是影响突发性、局地性暴雨预报准确率的关键。

今年华南前汛期暴雨接连不断，截至5月中旬，华南地区（福建、广东、广西、海南）降水为1961年以来同期最多。今年发生的前12次区域暴雨过程，11次都下在了南方，明显多于常年同期的7.4次。

“全球变暖带来的大气含水量升高、城市热岛效应加剧等，将增加城市极端暴雨的频次和强度。”中国气象局武汉暴雨研究所总工程师万蓉说，虽然变暖会减少热带气旋数量，但会增加其强度和随之带来的降雨。

“暴雨的环境场怎么配置、动力场和热力场是怎样的、水汽条件和地形特征如何等，它们相互影响从而产生不确定性，所以我们需要深入到微观去研究分析。”万蓉说。

“卫星、雷达等各种探测数据进行同化后，进入方程组得到一个初始解，然后不断迭代。”周志敏说，由于目前对暴雨物理过程的认知并不完整，因此方程组无法准确描述这些自然现象及相互作用。

难以捉摸的落区、出人意料的降水量，常是暴雨致灾的重要原因。技术发达的今天，暴雨仍无法被准确预报在几点几分下、下在哪个区，让许多公众感到难以理解。

目前我国从地面、雷达、卫星遥感和探空等多个维度开展暴雨观测体系建设。据统计，全国气象部门地面自动站共计76245个，气象卫星9颗，新一代天气雷达252部，X波段天气雷达294部，风廓线雷达225部，探空站120个。

我国是一个多暴雨的国家。雨带在辽阔的地域从南向北推进，造就了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暴雨——华南前汛期暴雨、江淮流域梅雨锋暴雨、华北低槽和低涡暴雨……主要集中在5至8月汛期的暴雨，强度大、极值高、持续时间长、范围广。

一方面方程组还不能完全准确反映暴雨发生发展的实际过程，且在这个庞大的方程组里，未知数的个数远大于方程数量，无法算出定解。另一方面，带入这个方程组的未知数，即影响暴雨各因素的实际数值，也很难被准确观测。

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郑志海说，近年来，东北、华北等地夏季降水处于偏多的年代际背景下，尤其是华北地区，2016年以来有7年降水偏多。

“观测资料更精细后，我们发现在一公里以下有一支低空急流，尺度在几十到一两百公里之间，其出口处通常就是强降雨中心。”武汉暴雨研究所研究员汪小康说。

事实上，在暴雨机理和预报的研究上，科学家们一直在回答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问题。“暴雨发生时的真实状态是什么？什么原因、哪些因素在起主导作用？后面它会怎样发展？我们一直在围绕这三个问题开展研究。”万蓉说。

大小单双赚钱平台从1961年到2023年，我国平均每年要发生38次暴雨过程。从数据看，极端降水发生频次和强度增加显著，短历时降水破纪录事件趋频。

其中一些极端事件，更让人印象深刻。2021年7月河南发生特大暴雨灾害，郑州气象观测站以201.9毫米的小时降雨量突破我国大陆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极值。去年夏天，受台风“杜苏芮”残余环流影响，京津冀等地出现暴雨过程，多地受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