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役11人制国际级裁判傅明在活动现场介绍，裁判员每场比赛的执法表现都要由裁判监督打分，这个分数决定着裁判员是否会有下一场比赛任务，甚至年终考核是否会降级——足球国际级裁判并非终身制，而是每年申报制，即使是国际级裁判，如果表现不佳，一样有可能降为国家级。能连续执法国际大赛，其实已经证明了中国裁判员的水平。傅明同时强调，“进入世界杯裁判员名单，至少要进入亚洲裁判的前10名。国际足联、亚足联对我们的指派其实已经解答了这个问题，可以很自豪地说，我们已经达到了亚洲(裁判)最高水平。但向世界(裁判)最高水平冲刺，不是仅仅依靠我们个人努力就能达到的，而是需要所有中国足球人的努力。”

他介绍，中国足协目前已实施八期裁判员评议制度取得积极成果。“该制度旨在普及足球规则，为裁判员提供展示其判决准确性的平台，并对有私心的裁判形成威慑。通过评议，裁判的决策得到了更广泛的社会认可与理解。为维护评议权威性和公正性，中国足协还特邀国际足球专家参与评判。未来，中国足协计划引入更多技术手段，如视频回放、文字解说和录音等，以增强裁判决策的透明度和公正性。同时，将引入国际足联的最新标准，以实现与国际标准的对接。此外，中国足协将通过深入研究和论证来解决技术和法律上的挑战，例如知识产权问题，确保裁判工作的开放性和与国际惯例的一致性。”

中国足协副主席许基仁在活动现场表示：“足球裁判体验日活动让教练、媒体和球迷直接参与判罚过程，有助于深入理解裁判工作的挑战与重要性。”

中国足协裁判讲师、中超裁判监督、北京市足协裁委会副主任黄烨军、霍伟明和现役11人制国际级裁判员、北京市足协裁委会常委傅明以20个案例场景为素材，向参与活动的数十位媒体记者、青训教练和球迷讲解了足球竞赛规则。参与者通过模拟裁判体验，在20个国际足联的经典裁判案例中担任“主裁判”，亲身体验执裁的压力和责任，直面裁判的挑战。根据公布的每位参与者判罚结果，最终判罚合格率是8.1%，这说明了裁判工作高度专业性和复杂性。活动还特别设立集体评议环节，参与者们深入讨论并按照既定的评议程序对模拟裁判的判决进行细致分析，并对裁判判决中的盲点和可能的误差进行探讨。

北京市体育局副局长杨海滨表示：“今天的活动不仅是为了增强参与感，更是要让每一位参与者真实感受职业裁判的责任和压力。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提升社会对裁判员工作的理解，可以更冷静和理性的方式表达意见。”

江南游戏网站“某医院的无障碍坡道、盲道建设不规范，无障碍车位管理不完善。” “某剧院台阶处的无障碍盲道应为‘提示盲道’，但砖面铺的却是‘进行盲道’；无障碍扶手高度不符合要求。” “某过街天桥电梯不符合无障碍标准。”社交平台上，坐轮椅的张屹经常发布一些无障碍设施测评感受。他就像一位城市无障碍设施质检员，盲道铺设位置、无障碍坡道角度、无障碍电梯宽度、扶手高度等细节，都是他“挑刺”的点，并且会随之提出改进意见。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统计，目前，中国有8500多万残障人士，大多要依靠盲道、坡道、无障碍厕所等无障碍设施出行。此外，老年人、孕妇、儿童等群体也有无障碍设施的需求。从2019年11月开始，北京市全面启动全市无障碍环境建设。到2022年北京冬奥会前夕，北京正式成为残疾人友好型城市。近年来，北京的无障碍设施增加了，无障碍区域拓展了，无障碍服务细化了，这些一般人很少注意到的地方，却是残障人士能否出门、能否融入社会的关键。 近日，新京报记者走访了北京多处公共场所，发现了一些无障碍设施在使用中存在的问题，如盲道被占、无障碍坡道角度过大等问题。 接受采访的残障人士表示，在无障碍设施日益完善的如今，他们更在意的是这些无障碍设施到底“能不能用”“好不好用”。 盲道上横着一排电动车“我出门一般不走盲道。”说这句话的是徐健，一位一级视障人士。她可以感受到光，但对于具体的事物“几乎看不见”，出门依赖“呆萌”——一只已经陪伴她七年、经过专门训练的导盲犬。在此之前，借助盲杖出行时，她并不敢依赖于盲道。盲道突然“消失”、损坏不全、盲杖经常敲击到障碍物……一系列问题，她习以为常。在近日新京报记者的走访中，徐健遇到的问题依然存在。5月16日，在朝阳区松榆南路辅路和南新园中路交叉口西南角，一处路面正在施工，土堆与交通锥横在两条盲道连接处，行人路过时需要绕行。施工土堆与交通锥横在两条盲道连接处。 新京报实习生 李如云 摄盲道被占的情况不在少数，尤其在地铁站、交通枢纽或者人流车流密集的商圈附近，盲道被下水井盖阻断、被各式车辆侵占以及砖面破损的情况并不罕见。在地铁5号线磁器口站F口外，记者发现部分盲道被多辆自行车挡住，无法正常通行。在地铁10号线牡丹园站B口外，盲道被二三十辆电动自行车挡得完全看不见。5月17日中午，一位老人告诉记者，早晚高峰时，此处不仅盲道会“消失”，正常的人行便道也会被各式共享单车堵得水泄不通。“不要说盲人，推个轮椅或者婴儿车想过去都费劲。”牡丹园地铁站门口，停放的电动自行车正好压在盲道上。新京报记者 张静姝 摄但这并不能阻止徐健走出家门，在她看来，到社会中去，让更多残障人士被他人注意，他们的需求才会被看到和听见，“占盲道这个事，最根本的还是因为大家没意识到盲道对视障人士来说有多重要。”直梯按钮“看不见”、盲文站牌难接近徐健说，很多人意识不到，视障人士乘坐直梯也存在障碍。徐健曾经工作过的公司在八楼，直梯既没有语音播报，按钮也没有盲文，每次上下她都要麻烦别人，每停一层都要问是几楼，非常不便。她向公司负责人及大楼物业反映，没多久所有直梯按钮换成了有标准盲文的按钮，语音播报也随之出现。徐健和导盲犬“呆萌”在体育馆参加活动。受访者供图记者走访发现，北京大多数商场的直梯按钮是没有标注盲文的。但一些地铁、公交站采取了方便视障人士出行的方法。5月16日，记者走访地铁2号线、5号线、9号线等多条线路发现，站内设有盲道，步梯均有盲道标识，扶手上有盲文指示，无障碍电梯的按钮也有盲文标识。北京快速公交4路的多个站台立着盲文站牌，记者注意到，在西钓鱼台站，这种特殊的公交站牌距离地面大约1.65米-1.75米。在西直门公交站，也有一块盲文站牌，该站牌上有5条线路。在该站不远处，还设有一块无障碍街道地图，但该地图前的盲道却被自行车挡住，难以靠近。无障碍街道地图前的盲道被非机动车挡住。新京报实习生 张新惠 摄尽管仍然存在许多不便之处，但徐健相信，当越来越多残障人士的诉求被听到，改变就会发生。“一个简单的例子，公共场所的无障碍卫生间，不仅仅是肢体残疾者需要，视障人士也需要。如果设计为自动冲水，就会对我们很友好，那个小小的冲水按钮，就是我们的障碍。”无障碍坡道角度过大作为一名残疾人，同时还是一名建筑设计师，张屹更能发现无障碍设施在设计上的问题。他决定用四个轮子做尺，测试以北京地区为主的无障碍设施建设情况。在这个过程中，张屹发现，“建筑和设计需要服务弱势群体”这个概念很容易被忽视，“比如无障碍坡道的角度过大问题，不管是设计还是施工，其实很容易解决，但问题是，大家脑海里不会考虑到轮椅使用者的实际困难。”新京报记者在近日的走访中也发现了这一问题。地铁10号线潘家园站C2口外，一处无障碍坡道的坡度较大，向下行走时能感觉到明显的惯性加速，向上行走则有些吃力。且无障碍通道入口处有明确标识禁止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通行，但记者在该通道停留的时间内，身边不断经过电动车、共享单车。地铁十号线潘家园地铁站C2口，无障碍通道坡度大，且常有非机动车通行。新京报实习生 李如云 摄记者在走访中还发现，一些专门为残障人士设计的设施，在使用中并不能得到残障人士的认可。朝阳区亮马河滨水步道有一种专供残疾人、婴儿车通行的新型旋转门，这种圆形的旋转门可以允许轮椅先行进入，然后轮椅使用者在门内手动转动U型门，接着从门的另一边通过。据公开报道，这样的门在亮马河滨水步道共有23处，能把自行车、电瓶车“卡”在门口，让婴儿车、轮椅轻松通过。5月17日，使用轮椅的张先生告诉记者，别看一般人经过时双手转一下U型门不算难，但对于坐在轮椅上的他们来说还是很费劲，“如果是老年人，臂力不够，就更难操控了。”亮马河边的旋转门，大约一米外就是路面隔离栏，轮椅通过不便。新京报记者 张静姝 摄坐轮椅乘地铁需要人帮一把借助轮椅出行的人士在乘坐地铁时还会面临无直梯的情况。对于一些建设较早的线路，例如地铁1号线、2号线，许多进站口没有直梯，还有的站存在直梯数量少、位置隐蔽的问题，需要跟随指示牌或者由工作人员引导才能找到。在地铁9号线白堆子站，一位拄拐的五旬女士告诉新京报记者，她的脚已受伤两个多月，只能借助拐杖出行。尽管如此，她进站时还是走自动扶梯，出站时若有工作人员引导，她才坐直梯。她表示，直梯往往在站内不起眼的角落，拐来拐去需要多走不少路，尽管确实比扶梯安全，但自己还是愿意少费些工夫。不过采访中记者也发现，有残障人士表示，与其他城市相比，在北京想要通过地铁出行还是相对容易很多，地铁的人工服务增加了很多便利。在地铁13号线知春路站，记者发现该站候车站台没有贴无障碍标签，但安保人员告诉记者，坐轮椅的乘客会有工作人员全程陪同接送。5月17日下午，地铁2号线崇文门站，一位用婴儿车推着孩子的父亲在换乘时遇到难题，工作人员见状立马上前，帮助其搬运婴儿车。5月17日，地铁2号线崇文门站的工作人员搬运儿童推车帮助乘客换乘。新京报实习生 张新惠 摄记者走访还发现，贴有残疾人标识的公交上设有专门的轮椅座区，如遇坐轮椅的乘客，公交安全员会开启渡板帮助其上下车。商场无障碍卫生间并非“标配”针对无障碍卫生间的设置情况，记者走访了北京多个商圈，发现即便是新建的购物中心，无障碍卫生间也并不是“标配”。东城区国瑞购物中心未在女厕设置无障碍如厕区，隔间入口处有台阶，且为蹲便，依赖轮椅出行的人不便进入。 在没有无障碍卫生间的商场里，普通卫生间的台阶让残障人士受限。新京报实习生 郝哲琳 摄 东城区摩方购物中心和王府井银泰in88中心的卫生间隔间空间狭小，卫生间门宽为60-70厘米，对于市面上最常见的宽度为65厘米的轮椅来说，进出就是个大问题。而且隔间门为内推式，轮椅进入后不方便关门，内部也没有扶手。另外一个普遍的现象是，上述提及的商场一楼均没有卫生间，顾客需要去其他楼层，但直梯一方面不好找，另一方面，大部分直梯的按键位置都偏高，坐在轮椅上够按键很费劲。张屹也表示，在自己走访的商场等建筑中，无障碍设施并不完善，哪怕一些新建筑或设计，在无障碍设施的规范上，实际情况和他期待的还有一定差距。从“物理无障碍”到“观念无障碍”在为无障碍设施“挑刺”时，张屹也注意到，近些年，我国在法律法规上对无障碍建设的关注越来越高。 张屹。受访者供图 2019年11月，《北京市进一步促进无障碍环境建设2019—2021年行动方案》印发，这是北京市首次开展全市范围内无障碍环境专项提升行动，并制定了一个三年计划。方案明确了4个重点领域的17项任务，盲道、人行道、地面交通、政务服务窗口、居住社区等均被列入，实行“应改尽改”。2021年11月1日起《北京市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实施，从无障碍设施的设计、施工、验收、监理等各环节明确了相关单位的责任，实现全流程监管。条例还对公交车、地铁和地铁站、公交导乘系统等公共交通服务领域的无障碍设施建设提出相关要求，确保出行无障碍。2022年住建部颁布《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2023年9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社会法室主任石宏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进行解释时提到，大家普遍关注、反映无障碍环境设施建设领域存在“重建设、轻维护”“重建设、轻管理”问题，如马路上很多盲道要么建设得不连贯，成了“断头路”，要么盲道被共享单车或者轿车占用。针对这些问题，此次立法明确了无障碍设施的维护和管理责任主体，以及这些责任人应当承担什么样的维护和管理职责，同时明确禁止违法占用和破坏无障碍设施，如果违反了将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5月18日，清华大学无障碍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邵磊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的无障碍设施建设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城市交通、旧城更新、社会治理等方面都存在无障碍建设的诸多难题。在过去三十多年的成就面前，我国无障碍设施建设的挑战依然巨大。北京自2019年起促进无障碍环境建设的三年行动计划给不同领域提供了许多示范案例，无障碍设施的数量得到了较大的补足，性能和品质也有较大优化和提升。但就长远看，北京当前还是缺乏无障碍发展规划，应尽快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要求，纳入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国土空间规划中的专项规划。邵磊还表示，此外，信息无障碍跨部门跨行业缺乏统筹，发展水平较低，在医疗卫生文化旅游等公共服务设施中，应当进一步强化信息无障碍的建设。另外，邵磊注意到，教育场所无障碍设施亟待完善。现在很多中小学和高等学校，无论是物质空间还是数字空间，无障碍没有达标的还有很多，不利于融合教育和儿童青少年友好环境的发展。张屹还在继续坐着轮椅走走停停，不少人注意到他，也有不少人开始重视他的建议。交流中他惊讶地发现，社交平台上许多非残障人士也在通过模拟残障人士生活状态来评估身边的无障碍环境，一些高校、公益组织、热心人士也在帮助残障人士让更多人看见，与社会更好融合。让无障碍设施真正没有障碍，除了在设计、实施上消除物理障碍，更需要消除普通人与残疾人之间的无形障碍，设身处地去发现、解决残障人士的需要，张屹说。新京报记者 张静姝 实习生 李如云 张新惠 郝哲琳编辑 刘倩 校对 贾宁中新网北京5月20日电 19日，北京市足协举办“足球裁判职业角色体验日”活动。包括媒体、球迷、北京市足协会员单位代表、青少年教练员等50名不同领域参与者通过角色体验形式，深度体验裁判员工作，了解裁判足球规则。